呼吁薄熙来，打黑莫唱红

薄熙来就新京报记者所问，推动红色文化有何感想和收获，您是否了解重庆市民在这次活动中有什么收获？回答道：“一个城市的发展既要物质文明，也要精神文明，需要有精气神。中医讲究扶正祛邪，一个人得了病，不管是急性病还是慢性病，如果不及时治疗、恢复元气，就没有精神，干活效率就不高。一个城市如果萎靡不振，没有精气神，也不会有大出息。而‘唱红’就是扶正，‘打黑’就是祛邪，重庆就是通过‘唱红打黑’，扶正祛邪，振奋了全市人民的精神状态，从而效率大增。”

薄熙来打黑，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值得赞赏。但是他的唱红论，我觉得是害眼了洗辣椒水，用错了药，大错而特错。

《尚书．舜典》有“诗言志，歌永言，”说的是诗表达人们的志向和兴趣，歌的意义同诗一样，只是诗的延长吟唱形式。人们欣赏诗歌，用它来表达苦乐甘甜和志向，娱悦心情，作为统治阶级，还常常利用它欺骗、号召、驱使、激励下层将卒民众，为其政治服务，如军歌就是。

红歌延续的年代，应该是整个毛时代，从共产党诞生前后，聂耳的“毕业歌”、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长长短短的“毛主席语录歌”，洋洋洒洒，蔚为壮观。红歌占据主体地位唱响山河每一角落的时代，即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右派运动”起，真实地反映老百姓心声的诗歌是出不了世的，那时是一曲唱响，万籁俱寂。别说是诗歌，一篇文章，一句话，如果不合时宜，连同它的主人都会被扫入十八层地狱，何谈能够得到吟唱传颂。至于温柔委婉的靡靡之音，也不能露面。所以，所谓的红歌，除了少数如“义勇军进行曲”尚有积极意义外，大都是当时的统治者用做对自己歌功颂德，或蛊惑、鞭策下层民众的歌曲，如“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把党来比母亲”、“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学习雷锋好榜样”、“毛主席是咱社里人”、“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毛主席语录歌”等等。 这些歌曲，和“忠字舞”一样，只是借用艺术的外壳，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对民众思想感情进行干涉和强暴，借之营造政治声势和舆论氛围，构成对多数公民进行专政的有机部分，没有丝毫的人民性可言。

歌曲是特定时代特定制度特定意识形态的文化标记。当政者有意识地提倡唱过去时代的歌，是对它所标记的时代、制度、意识、精神等的复习和宏扬，具有跟打仗和游行时举什么旗帜一样的意义。

红歌在神州泛滥肆虐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上最疯狂最黑暗的时期。在红歌令人颤栗恐惧的弦律的鼓舞下，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几十万右派分子连同他们的子女被压在了专政的碾盘下绞磨，农业卫星上天炼铁高炉遍地，几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古老的中华文明被当作“四旧”破掉，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把人们摧残得喘不过气来，你斗我我斗你斗得你死我活象疯子一样，城市青年上山下乡骨肉分离，下台干部进牛棚当劳造，当政者无法无天草菅人命对老百姓如草芥虫蚁一般。这样的时代，难道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快乐和欣赏的吗？

那个时期，也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经济最艰难最穷困的时期。普通群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日子贯穿始终，糠麸野菜是家常便饭，一切生活物资凭票供应，即使有票也无钱购买，工人住不上房屋，农民每个劳动日只能挣一角到几角钱，生了病只有草药或针灸来对付，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是难于到达的梦境，至于国家的宏观经济，也跌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的时代，又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和骄傲的呢？

重庆在四川境内。在红歌时代，四川是重灾区。三年大饥荒，面对饿殍遍野，李井泉将省粮票作废，若无其事地宣称“哪朝哪代不饿死人”时期，四川倒毙了约一千万人口，名列全国第一。四川还有一个第一，很少有人注意，就是到赵紫阳主政让大家有饭吃时为止，也就是在红歌飘扬时代，被卖或变相卖到省外的女子人数，它也是第一。卖出去的人，有自己送出去的，也有别人上门来“采购”的，身价有的只有几十斤粮票，百十元钱，或一两件衣裳，甚至只要今后有饭吃就行了，外省人的传言是四川的女人好买，价钱最低！这个数字虽无精确的统计，但如果能认真调查的话，相信还是能拿出个大概来的。造成这两个第一的原因，人口基数大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与红歌相关联的时代。

时光的流淌，将经历过那荒唐时代，尤其是曾痛失过亲友的人们心头的伤口，已磨平了不少，但大部分人对那些往事仍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那个时代心存余悸。听到那些红歌，苦难或血腥悲惨的场面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直叫人不寒而栗。对于这些人来说，听红歌是对精神的折磨蹂躏，或者引起仇恨和愤怒，而不可能提起什么“精气神”。

有必要重点探讨一下红歌与文革的关系。红歌包括但不限于文革中诞生的歌曲。我们知道，文革是一个畸形而离奇的时代，它排斥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将他们统统扫入“封、资、修”的垃圾桶，给予无情地践踏和毁灭。然而，它独独青睐红歌一类红色文化，把它们捧上最高的殿堂。我们没有必要套用毛泽东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但是，文革对红歌的提携和吹捧，的确也提示我们，他们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假如研究文革产生的根源，我们将会发现，包括红歌在内的红色文化，如母亲，如土壤，孕育和培植了文革这个怪胎和毒草，文革的身体里面，有红歌赋予它的营养、血液和基因。不要认为我讲的太牵强附会，你把以毛泽东署名的“沁园春．雪（即使不是他的原创，但代表了他的思想，且入了红歌）”同“毛主席的话”中“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也是文革中的红歌）”并列到一起，立即就拼出了一副皇帝老子带领奴隶造反的清晰的文革图。倘若说唱红歌有选择，只选好的积极的，不选坏的有消极意义的，无异于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红歌就是红色的，带着那个时代的主流的同一颜色，属于一个体系，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互相协调配合，无法严格区分。提的是“红歌”，本身就是以颜色分类划线。提倡唱这几支歌，另几支歌连带地就有了合理身份，占据同等或相近的地位，在公共舆论阵地上排斥不了它。车站的进站口开了，谁都可以进，检票员让不让进，能够凭一张票，而唱歌不需要票，千千万万的人众，谁管得了别人唱什么歌呢，必定是乱七八糟的红歌都唱起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根本分不出好呀坏呀消极的和积极的了。

肯定和歌颂文革是反动的，也是愚蠢的。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深刻地批判、否定文革，追究它的根源、真相、后果，以利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今后走同样的弯路，竟然也不行，被划入禁区。涉及文革的文艺作品，不许面市，与文革相关的字和词，在许多网站被认为是“敏感词”，进行删除和屏蔽，或换成莫名其妙的符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推崇风行于文革的红歌，祭起被历史抛弃的破旗，难免会使人脑子里闪出不好的猜测：难道历史真的要倒转，转回到令人不堪回首的文革前去？对此现象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话题。

薄书记生长于高干家庭，虽然在那个时代，吃过一些苦头，但是，你毕竟没有亲身体会到下层民众的酸辛，你与他们还有很大的距离。你“扶正祛邪”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惜是病笃乱投医，开错了药方，检错了药。用红歌提神，无异于已入膏肓的病人，找到了巫婆或者迷信上了邪教，神似乎提上来了，这神却是有害的，叫做走火入魔，它加重你的病情，催促你死亡。“重庆就是通过‘唱红打黑’，扶正祛邪，振奋了全市人民的精神状态，从而效率大增”，“现在到重庆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都能唱几首红歌，老大妈、老大嫂也愿意唱，”这是你个人，或者是一小部分人的主观感觉，或者就是武断的片面的评判，或许是某种压力下的结果。红歌时代，你到重庆的大街上，所有的人，男女老少，都能唱出一大串，把“忠字舞”跳到标准规范接近于专业舞蹈演员水平，那能说明人们是自觉自愿地唱和跳的，那种“大好山河一片红”的形势是正常的吗？说“效率大增”是唱红歌唱出来的，一无定性的标准，二无定量的计算比较，经不起科学和严格的验证，我们说话要有依据啊！

要为了提高精气神，不妨换一个思路。在文强等保护伞的庇护下，产生发育了黑社会，究其根源，是民主和法制不完善不健全，权力无监督和约束。借着打黑获胜的强劲东风，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铲除培育黑社会的土壤，这才能真正提高重庆人民的精气神，为他们带来更大更久远的幸福和尊严。至于现在没有能让人提得起精气神的歌曲，也是事实，这一方面靠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阻止信仰丢失道德沦丧的趋向，改善大环境，另一方面改革文艺政策和制度，繁荣艺术创作，让好歌自由地破笼而出。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好好地打黑，塌塌实实地搞经济和社会建设，莫弄这花里胡哨的唱红吧，我们的好薄书记！